2014年以来，在国务院推出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的引导下，一些地方政府开始打着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幌子违规擅自举债。
[56]参见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5）温鹿刑初字第468号刑事判决书。[22]例如，在日本的一起火灾案中，被害人自认为放火的是A，在家里向A的弟弟以及村议会议员、在A宅向A的妻子、女儿以及邻居披露看见了A放火，造成该言论在村里广为流传。
因此，金龙鱼案中，行为人散布的内容客观上缺乏相当的资料、根据支撑，可以认定为虚伪事实。作为企业，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是其赖以生存的必备条件，如果已经完全丧失，企业也将难以为继。[35]参见曾聆：《利用诉讼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构成不正当竞争》，《人民司法》2009年第22期。因此，笔者将行为不法的提升划分为以下两个主要类别。第二，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各种犯罪都是侵害法益的行为，运用刑法规制各种犯罪行为，正是为了抑制犯罪行为，从而保护法益。
很明显，两个视频相继传播，具有叠加效应。由于客观处罚条件并非行为人的认识对象，这也会导致处罚范围的极大膨胀。[15] 周振鹤：《地方行政制度改革的现状及问题》，载《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5期。
但是，由于我国的行政区划常常以行政级别为外在表现，这种去级别路径的实施难度其实更大。按照现行《宪法》第30条，行政区划意义上的市共有三种表达方式：一是直辖市，即中央直辖市，位居省一级层次。[26]该建议设计的三项规定体现出文义上的层次性，其中第1项一般性将地方分为三层，第3项是民族自治地方的区划，第2项则明确提出了三种类型的市：中央直辖市、省辖市、县辖市。从基层治理的长远收益来看，县辖市的意义在于使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市化的提供可能和条件，使城乡人口都能获得基本均等的公共服务。
因为县辖市附带的行政级别不会由于名称的变化而跃升，镇级政府责大权小的问题并不因为成立了县辖市便有本质区别——县辖市仍是所谓的镇级。所谓区划逻辑，即按照省—县市—乡镇的三层结构建立国家政权机关，对统治空间进行纵向划分。
[28] 朱光磊、何李：《从竞争到伙伴：中国市制改革的政治逻辑》，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二是通过与城、乡搭配使用，形成城镇城乡词组，在经济形式层面上使用。通过民主参与的公共生活是现代城市生活的重要特征。本文的立足点是相当底层的，着眼点是自下而上的，在研究方法上充分尊重和维护《宪法》规范的权威及其稳定性。
强镇扩权解决权力的悬浮问题，同时具有灵活性强、方便动态调整的优点，但它本身存在制度结构上的固有矛盾。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可以将基层管理迫切需要且能够有效承接的一些县级管理权限包括行政审批、行政处罚及相关行政强制和监督检查权等赋予经济发达镇，制定目录向社会公布，明确镇政府为权力实施主体。县辖市的制度方案可能带来一定的负面后果，比如会使现行的市制体系更加复杂。[5] 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无论是温州还是其他省市，所谓镇级市只是小城市意义上的市，并非对行政区划和政权级别的调整，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扩大镇的某些行政管理职权，本质仍是强镇扩权，通过‘扩权赋予经济强镇更多的自主发展权，解决‘责大、权小、功能弱的问题[6]。
2015年3月16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下称《十三五规划》）丰富了这一思路的内涵：加快拓展特大镇功能，赋予镇区人口10万以上的特大镇部分县级管理权限，完善设市设区标准，符合条件的县和特大镇可有序改市。[8] 朱光磊、何李：《从竞争到伙伴：中国市制改革的政治逻辑》 ，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按照立法者的阐释，镇是连接城乡的桥梁和纽带，是我国城乡居民点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5] 蒋萍、徐寒萍：《镇级市，呼之欲出？》，载《文汇报》2010年3月19日第3版。
从行政区划体系的角度来说，政区之间需要有层次关系即管辖关系，但是各种类型的市无需附加行政级别，它们都是城市。由此，从城市功能的视角来看，市与镇并不存在不可跨越的制度鸿沟。其中，尤其要重视镇的发展潜力和路径设计。[29]这一论述虽然在相当程度上是古典的，但在当今时代仍然是我们认识城市功能的重要指征。[7]在我国行政区划体系未作宪法上的调整之前，镇级市基本只能停留在镇级小城市的层面，很难改制成为镇级行政市。[22]然而，如果仅仅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那么不能只成立县辖市，或者说县辖市并非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方案。
[30]因此，从弱化市的行政管辖关系着手，逐步将‘市从行政地域转变为功能地域[31]，是值得考虑的长远思路。按照上述标准，城市与市是同一事物的不同称谓。
在这种理解模式下，县辖市可以获得《宪法》的支持。虽然这一建议未受到重视，更未转化为最终的宪法文本，但是至少能够表明，县辖市不仅并非天然的不正当，而且曾经在一定范围内受到关注、得到认可。
这要满足所在县市城市化程度较高、原有镇与周边区域具有良好的融合基础等经济发展条件，也要满足镇的吸纳者得到原有镇居民情感认同的社会心理条件。那么，什么是镇？《城市规划基本术语标准》（GB/T 50280-98）将它描述为经国家批准设镇建制的行政地域。
强镇扩权是对县与镇的行政管理职权的重新划分，是县镇权力的此消彼长。有学者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指出，镇级市试点方案源于地方官员在政治锦标赛下的晋升冲动，行政级别升高、政治地位提升、对外交流资源增加，都能给官员带来更大的成就感，而这种激励将直接影响到政府行为。而对于国家治理而言，县辖市在巩固人民当家作主地位、加强基层政权建设方面具有独特的重要性，能够发挥不可替代的功能。它直接将镇视为城市的一种。
现代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其公共性。而镇之所以能够成为市，是因为它能够发挥小微城市的特殊功能，一方面能够衔接城市与乡村并支撑它们的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能够成为农业转移农业人口进入城市公共生活的平台。
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完整确认了这一思路。》，载《中国青年报》2013年5月15日，第9版。
[6] 沈雪潋、郭跃：《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我国镇级市改革研究》，载《经济学家》2013年第8期。对镇的制度设计应当充分考虑其特殊性和多元性，提供更具加具有地方适应性的政区形式。
副省级市和副地级市虽然不是由法律规范创设的，但具有相当重要的资源配置功能，以它们为基础，我国三层五级的市制体系得以形塑。《宪法》第8条对集体所有制经济的规定，暗示了镇在产业结构方面的特殊性。在这个过程中，居民在参与中获得教化，城市的发展也就是居民自身的发展，反之亦然。暂时不具备条件下放的管理权限，要积极创造条件，成熟一批，赋予一批。
实践中，不仅县辖市（镇级市），有的地方甚至出现村级市[33]的冲动。某种意义上，镇属于制度性保障的范畴。
[10] 郁建兴、李琳：《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关系的重构——基于浙江省县乡两级政府扩权改革的研究》，载《学术月刊》2016年第1期。需要注意的是，2008年起施行的《城乡规划法》取代了《城市规划法》，取消了对城市的定义，同时将城市与镇并列。
很大程度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都要以行政区划为基础来推进，并且关涉到每个人的权利——毕竟，基本公共服务需要通过在地化的形式获得满足。因此删去了有关镇的规定。
